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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八二宪法中已经蕴含了合宪性审查功能展开的双重制度安排。

[45]在2014年《预算法》修订后，全国人大财经委亦建议国务院抓紧修改出台预算法实施条例。对于实践中的这种情况，全国人大亦无法直接追究相关国家机关和个人的责任。

[21]从1985年开始，全国人大开会时将上一年度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与本年度国家预算安排（预算草案）合并审查。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坚决查处，问责到人。通过加强专门委员会建设，强调人大预算监督的权威性和预算的严肃性，才能够推动全国人大预算监督逐步走向实质化。例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审查报告中几乎每年都要提及预算执行中存在（严重的）浪费问题，政府擅自将预算内收入转移到预算外进而逃避监督的行为也不鲜见。[28] 表1现行《预算法》对全国人大财经委预算审查工作的规定（不包括决算审查） 修订后的《预算法》将全国人大财经委多年以来预算审查的工作程序、审查报告的框架模式制度化、规范化，意味着全国人大财经委的预算审查模式是有效的、可行的。

从1986年起，全国人大在批准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的决议里会同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上一年度国家决算，[22]直至1994年通过的《预算法》才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中央决算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坚决查处，问责到人。基于这种公益性的存在，当划定行政纠纷可诉性的范围时，立法者就不得不进行更为缜密的深思与权衡。

[35] 反映限制说立场的论述，通常会指出：旧法仅将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情形纳入受案范围。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提倡权力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各司其职。参见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在1989年3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得益于新法第12条第2款留下的制度空间，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法条的整体逻辑上可实现自洽。

[25] 参见[日]美浓部达吉：《行政裁判法》，邓定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81]同时，伴随主观公权利扩张与反射利益收缩，权利义务受实际影响的范围也在不断延伸。

[27]又如，法国行政审判之权限除法律所特别规定的事项外，一般性的标准形成于权限争议法庭与行政法院的判例。主观公权利包含权利与法律上利益，具体是指人民基于公法规定所赋予的法律上力量，可为自身利益向国家请求一定作为、不作为或容忍之地位。[62]该权利之设置旨在摆脱国家权力对人民自由范围之干涉。（一）宏观层面：宪法对监督行政权之权力的配置 行政纠纷可诉性受一国宪制结构所影响。

《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0条第1款第1句规定，在联邦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由其他法院管辖的情况下，所有非宪法性质的公法争议均由行政法院管辖。（一）相对受限的列举式 列举式是指由不同法律、法规个别地进行规定，明确哪些行政纠纷可由法院受理的模式。依社会管理领域的不同，行政可区分为建筑行政、交通行政、教育行政、营业行政、经济行政、社会行政、财务行政、国防行政等。例如，在日本，抽象地争议法令效力的规范统制诉讼就未被纳入《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所预定的审查范围之内。

尽管公益与私益在总体上保持一致，且某些私益也的确可升格为公益，[15]但不可忽略的是，公益所代表的仅系最大比例的人民意愿所向，[16]而非全体私益的简单组合，二者仅在某个特定范围内保持一致性。[46]后经德国引入，由奥托·迈耶提出二战前德国行政行为（Verwaltungsakt）的权威性定义。

[77] 参见李惠宗：《主观公权利、法律上利益与反射利益之区别》，载台湾行政法学会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册），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43页。二是具有某些特别性质的私益，例如私人的生命及健康利益，国家负有排除危险的义务，而国家保障私人的生命、财产及健康，本身就是公益的需求。

个人在生存空间与生活之资的保障方面，正沿着自力负责→社会团体负责→国家负责的方向嬗变。[48] 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202页。[58]相应地，国家任务集中于对权力性行政（高权行政）的制约。其三，作为行政终局裁决权的射程边界，贯彻司法最终解决原则。[20] 二、行政纠纷可诉性的确定模式 纵观法治发达国家及地区，行政纠纷可诉性的确定模式有列举式、概括式与混合式三种。其一，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列举可能出现矛盾或不合理之处。

由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列举式因无法满足权利保障的需求，逐渐退居二线。[48]其次，公权力性强调行为的实施涉及公权力之运用，由此排除行政机关居于民事主体地位、以私法方式实施的行政活动。

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意味着法律的目的不能实现，即客观法秩序受到破坏，也就意味着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首先，行政性强调行为的实施者为行政机关，或虽为立法、司法机关，但后两者乃基于行政职能而实施行为。

[40] 除人身权、财产权外的其他合法权益包括受教育权、劳动权、知情权、文化权、社会保障权、参与权、公平竞争权、监督权等。显然，撤销诉讼无法满足上述新功能的要求，故其中心主义地位应予缓和。

伴随撤销诉讼中心主义缓和、无漏洞权利保护理念落实与行政过程论兴起，行政诉讼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概念逐渐超出狭义行政行为（行政处分）的范畴。[33] 参见郭介恒：《论美国之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可能性》，载《中兴法学》第33期（1992年4月），第95—99页。而后者则获得由宪法授予的对前者实施监督的有限权力。其中，没有其他适当法院救济同属概括性规定。

其中，对合法权益之界定，已由最初单纯的法定权利逐渐扩大至也包含法律上的利益在内。同时，伴随主观公权利扩张与反射利益收缩，权利义务受实际影响的范围也在延伸。

在某种意义上，持续性、主动性都是为行政之效率性所服务的。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行提字第33号行政裁定书。

[71] 参见[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页。但晚近则从救济本位出发，主张应缓和地理解行政处分的公权力性，以此扩大撤销诉讼的适用范围。

尽管在条文的表述方面，《行诉法解释》以利害关系取代原司法解释中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但二者在理解上并无实质变化，基于事实上利害关系而衍生的反射利益依旧无法获得司法救济。新法第2条规定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者，有权依本法提起行政诉讼。[73] 有关对行政过程的全面考察与动态考察的具体指向，参见江利红：《以行政过程为中心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载《法学》2012年第3期，第57—58页。[43]事实也证明，随着201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之出台，作为客观诉讼立法例的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正式确立。

所谓法律效果，即法律权利或者义务的设定、变更、解除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确认，[50]其由行为者的主观意思表示所直接引起，而非由法律设定。由于前7项内容在直观上并不局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的范畴，故第8项的人身权、财产权是否对前7项纠纷的可诉性构成限制也就成为疑问。

撤销诉讼中心主义是指行政诉讼制度围绕撤销诉讼而构建，此类诉讼的规定适用于所有行政诉讼活动。[62] 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修订译本），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1页。

彼时，唯有行政处分才能开启行政诉讼的大门，而该现象直到撤销诉讼中心主义缓和、一般给付诉讼与确认违法诉讼等新诉讼类型出现以及作为行政法学方法论之一的行政过程论兴起后才有所扭转。根据与行政行为的关系，上述行为可划分为五类：（1）不属于行政行为，如刑事司法行为与司法协助行为，二者不具有行政性，均体现司法机关的意志。